元治理理论综述

“元治理”这个概念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还比较陌生，它是由对治理的失灵的思考发展而来。因此元治理有四个内涵：（1）强调政府元治理主体的重要地位；（2）以复杂性视角解释失灵；（3）以政府层级、市场、社会网络三种治理模式的有机结合弥补单纯治理的不足；（4）非常重视失灵，以及回应与对策。在理论方面，元治理的这些新视角和新方法拓宽了治理理论的视野，提高了其解释和解决复杂治理问题的能力，增加了治理理论的活力。在实践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等原因，治理的对象和目标愈发复杂，治理难度增加，元治理对于我国治理复杂性问题具有很大的启示。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困境及改革展望

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地区分布不均、自主困境和制度困境阻碍了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针对这一现状,需通过促进区域协同发展、调整组织角色定位、制定引导性政策等措施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论习近平的底层结构建设思想

＂底层结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国家治理的基础,是社会稳定发展的核心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底层结构建设,底层结构建设的核心是＂权为民所用＂,＂中国梦＂实际上是底层结构的梦,＂接地气＂是底层结构建设成功的关键。习近平身体力行,在实践上为底层结构建设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何以持续——基于制度演化理论的解析

可持续性既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重要方面，也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面临的现实难题。制度演化理论为我们分析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可持续性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基于制度演化理论的解析，多样性选择主体的内生需求、地方政府的适应性学习、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路径依赖、地方政府间的竞合关系、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的契合程度、制度创新的制度化能力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可持续性。通过建立制度创新与公共利益的连接点、构建科学的制度创新绩效评估体系、培育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摆脱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竞合、提高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的契合程度、强化制度创新的制度化能力，可以提高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可持续性。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民生观的浙江实践

主政浙江是习近平同志长期地方从政工作中的重要阶段,也是"以人民为中心"民生观全面形成的关键时期。理论源于实践,系统梳理和解读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的民生探索,能够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观形成的实践基础和来源,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一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我国铅排放制度的演化分析:基于制度演化理论的视角

以我国铅排放制度为分析主体，用诺斯的演化理论对铅排放制度进行演化分析，构建我国铅排放制度的演化模型；从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学习和演化这一视阈切入，着重关注制度演化当事人对铅污染的“认知变化”；运用心智共享模型阐述个人认知向社会认知的演化对整体制度演化的影响，厘清导致我国铅排放制度供给落后于现实制度需求的根本原因。     

中欧博弈新常态与国际安全格局转型

中国和欧洲正在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博弈的焦点。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国际格局力量对比正在经历持续且深刻的调整,中欧大国的安全博弈也随之呈现出新的常态。相应地,如何准确把握中欧大国关系中安全博弈的新常态以及中欧博弈对国际安全格局走向的影响,并加以前瞻性应对,是中国外交在保障国际安全以及维持未来大国协调进程中必须考量的问题。中国和欧洲在大国安全关系持续协调中的"软博弈"(即国际安全的规范与价值的持续碰撞)与角色互换进程中的"硬摩擦"(即中国与欧洲在世界主导权结构中地位与角色的升降变化),共同构成了国际战略格局转型期中欧安全博弈的新常态。理解中欧大国博弈新常态之于国际安全研究则需要透过"‘相互依存式主导权’视阈下的国际社会化"这个两者结合的理论棱镜。在安全领域,中国对欧洲的外交也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应当引导中欧关系进入国际安全规范重塑和机制建设进程的大方向。     

基层政府角色转换与健全诉求表达机带

研究发现．当前基层政府建设型角色不利于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健全，健全诉求表达机制对基层政府的角色转换提出了新要求。要以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为导向，加快实现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换；通过调整对基层政府的考核指标、提高事权与财权的匹配程度．引导基层政府实现角色转换。     

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研究基于1997-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分析

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变化及其配置对我国的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1997—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样本,通过内容分析发现:从整体上看,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呈现出稳中求进、曲折上升的趋势;在信息化领域方面呈现出由信息发展能力向信息发展环境建设的过渡性特征;在信息化落实过程中,其所涉及的政策领域方面,中央政府的注意力呈现出集中性与广度性相统一的特性,在涉及信息化的某一具体政策领域,中央政府的注意力则呈现出"间断—均衡"特征。